• 智慧圆熟的幽默大师——林语堂


    智慧圆熟的幽默大师——林语堂

     

    一提起林语堂,首先进入我们脑海的便是“幽默大师”这个称号。林语堂的名字总是与幽默联系在一起的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,林语堂首先提出把英文humour译成“幽默”,可谓是将幽默引入中国的功臣,开创了一个影响颇大的幽默散文流派。他从文学艺术的内部规律来探求幽默,把幽默当作是“人生的一部分”,“一种应付生活的方式”,追求的是一种生活的幽默化,艺术的幽默化。在林语堂的幽默随笔中,运用戏谑,委婉的语言,保留着未泯的童心童趣,行文自然,不拘章法,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情趣;同时,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复杂的现实斗争又使他的文章具有一种成熟之美,恰似一种风平浪静后老舵手的欢笑与谈论,散发着智慧光芒。

    1.亲切闲谈的娓语式笔调。林语堂对于散文艺术是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追求的,称“我所要搜集的理想散文,乃得语言自然节奏之散文,如在风雨之夕围炉谈天,善拉扯,带情感,亦庄亦谐,深入浅出,如与高僧谈禅,如与名士谈心,似连贯而未尝有痕迹,似散漫而未尝无伏线,欲罢不能,欲删不得,读其文如闻其声,听其语如见其人。此是吾所谓理想散文”。在这种独特的艺术追求下面,亲切闲适的娓语式笔调成为林语堂散文的鲜明特色。在《写作的艺术》一文中称“作者与读者之关系不应如庄严之塾师对其生徒,而应如亲熟故交,如是文章始能亲切有味”。“有价值的文学,也即是诚实的文学,就是用笔说话而已”。林语堂的随笔,用笔从容不迫,娓娓道来,如叙家常,闲适亲切。据说“林语堂生性憨直,浑朴天真,假令生在美国,不但文学上可以成功,就是从事事业,也可以睥睨一世,气吞小罗斯福之流”。[39]所以行文更加洒脱自然,无所拘羁。如《冬至之晨杀人记》,写自己在圣诞节早晨遇到的一件事。因是圣诞节,本总偷懒闲坐,但终于还是坐下来写作以应付催稿,不料竟有陌生人来访,真觉得是“不速之客”。如果一般粗人,三两句也可以打发走了,但来客却是文人学者,其中寒暄礼让、绕弯子、说废话就免不了的了。绕过许多弯子之后才知客人来意是托他找关系发表书稿,作者再也耐不住性子了,两句半话就拒绝掉了,来客十分尴尬,因此在“我”看来好像是“我”用语言把他“杀”了。全文以舒徐自然的节奏,夹叙夹议,娓娓道来,如与朋友闲谈,使整个作品笼罩着一种闲适的气氛。

    林语堂的随笔崇真尚性,重意轻法,充满个性,极富才华风骨,放逸浪漫。他常根据自己的直觉判断思索自己之观念,创立自己独特的见解,性灵与灼见是其文章生命的精髓。林语堂的随笔大多选取日常生活中琐事,以趣味横生的笔调引起读者的微笑,从中受到启发。如《我怎样买牙刷》写一个相信广告的人受骗上当的情形:“那时我选定的,是一根刷柄向内弯三十度的牙刷。过后也曾买过一支刷柄向外弯三十度的牙刷,而并没遇见什么不测风云。”又信广告,买了一支毛面向外凸的“韦思脱大衣省的牙刷”,皆未感到舒服方便,后来,他买到一支“广东制造的平面直柄牙刷。回来之后用起来,感觉有刷毛整齐的牙刷刷过齿上的一种三年所未有过的快乐。”作者把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买牙刷、买牙膏相信广告的琐事,描述得如见其人,如闻其声,使人读后感到虔信广告者的受骗上当而哑然失笑。他善于以言简意赅的文字揭示对象的特质,细致丰富地表现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形象与情态,圆通不拘,空灵剔透,追求适宜和情趣。这种生活艺术化的观点,形成了他自成一格的文体笔调:追求自然而又娓娓而叙的谈话风,具有甜畅的围炉闲话的风致。而这种笔调,这种气氛,正是作者认为产生幽默的必要条件,幽默的作品也往往是通过闲适的格调表现出来的。

    2.庄谐并出的幽默趣味。无论是记叙性的文字、议论性的篇章,还是讽刺性的杂文,都写得幽默而有风趣,有时庄中有谐,有时谐中有庄,这种庄谐并出的幽默风味,表现出一种机敏,一种情趣,以趣味横生引起读者轻松愉快的笑,笑过之后有所感悟,有所启迪。正如他在《论幽默》一文中所说:“就是幽默并非一味荒唐,既没有道学气味,也没有小丑气味,是庄谐并出,自自然然畅谈社会与人生,读之不觉其矫揉造作,故亦不厌。”并强调需要对社会、对人生有真知的人才能有幽默。“因此我们知道,是有相当的人生观,参透道理,说话近情的人,才会写出幽默作品。”如《有不为斋解》一文,借为自己书斋起名事,议及士人书斋起名都颇别致,花样繁多,进而谈到名不符实者更多:“如租界上有村曰‘耕读’,贫民窟有里曰‘庆余’,野鸡巢有坊曰‘贞德’,甚至大马路洋灰三楼上来一个什么‘山房’,棋盘街来一个‘扫叶’,本来是不可能的事。横竖不过起一个名而已。”这种日常生活中不协调的事物经作者集中起来,给予艺术的再现,就极有幽默感。再进而谈及自己的‘有不为’,更是一泻千里,妙语不绝。如:“我不曾穿西装革履到提倡国货大会演说,也不曾坐别克汽车,到运动会鼓励赛跑,并且也不曾看得起做这类事的人。”“我极恶户外运动及不文雅的姿势,不曾骑墙,也不曾翻筋斗,不论身体上,灵魂上,或政治上,我连观察风势都不会。”“我不曾禁女子烫头发,禁男子穿长衫,禁百姓赛龙舟,禁人家烧纸钱,不曾卫道崇孔,维持风化,提倡读经,封闭医院,整顿学风,射杀民众,捕舞女,捧戏子,唱京调,打麻将,禁杀生,供大王,挂花车,营生圹,筑洋楼,发宣言,娶副室,打通电,盗古墓,保国粹,卖古董,救国魂,偷古物,印佛经,禁迷信,捧班禅,贴标语,喊口号,主抵抗,举香槟,作证券,谈理学……用幽默而明快的笔触,酣畅淋漓,谈笑风生,揭示社会生活中种种怪现象,以轻松的嘲谑,代替枯燥的说理,在风趣之中含有庄重,在庄重之中又杂之以幽默和风趣,读来令人颇感兴味。

    林语堂不止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幽默,还把幽默提高到人生观的高度。他说:“幽默是一种心理状态。进而言之是一种观点,一种对人生的看法。”[40]幽默的人生有两方面:其一是不介入人生的无目的性;其二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享乐态度。因为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不关心,所以他能以超越世俗、超越功利的审美态度俯瞰可怜的芸芸众生,并且给他的幽默人生添上一层浪漫色彩和美妙的诗意;因为他的“生物学快乐主义人生观”,这种浪漫和诗意又被落到现世享乐这种听起来不无俗气的实处。把幽默提高到人生观的高度来对待,林语堂是第一人,他把幽默看成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或谅解后的笑,如他所言“杜甫常常使读者苦笑,李白则用一种浪漫主义者的满不在乎使人忍俊不禁”。[41]但无论是苦笑或忍俊不禁,都是对人生有所领悟、有所感慨既不同于得意忘形者的狂笑,也不同于卑躬屈膝者的媚笑,幸灾乐祸者的冷笑,以及伪君子的皮笑肉不笑,狂笑、媚笑、冷笑、皮笑肉不笑等和幽默无缘,似乎有见于此,林语堂特地声明,他的幽默旨在“悲天悯人”。

    但是,林语堂夸大幽默作用的无限性,他把幽默视为“人生一部分”,使幽默存在的范围无限扩大到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,他说:“人生永远充满幽默,犹如人生是永远充满悲惨,性欲,与想象。” [42]他突出了幽默的普遍性,认为幽默的无处不在,天地之大,人事之多,宇宙之大,苍蝇之微,无处不是幽默;无论何事,何物,稍一思之,即变幽默。他把幽默抬高到凌驾一切文化现象之上的地位,他还以夸张和开玩笑的语气宣扬幽默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作用。他说:“我很怀疑世人是否曾体验幽默的重要性,或幽默对于改变我们整个文化的可能性——幽默在政治上,在学术上,在生活上的地位。它的机能与其说是物质上的,还不如说是化学上的。它改变了我们的思想和经验的基本组织。我们必须默认它在民族生活上的重要。”[43]在林语堂的眼里,幽默是可以医治弊病,改变思想,陶冶性情的灵丹妙药,可以救国救民,防止战争,拯救人类,似乎只要幽默一流行,就万事大吉,天下太平,表现了一种“孩子”式的天真

    3.成熟通达的智慧。林语堂往往能从生活琐事中发出过人智慧,他似乎有点石成金之术,在常人看来不以为然的事情,他却能发现新意。比如谈话,这是人人皆知、人人皆行的生活小事,这有什么可说的呢?然而,林语堂却古今中外,洋洋洒洒,纵横驰骋,写出五千言的《论谈话》。作者对谈话的环境、时间、地点、特征、条件、意义等都作了阐发,就好似一个多幕剧,林语堂将谈话搬上舞台,从而演得有声有色,风采多姿。更重要的是,通过“谈话”,林语堂发表了许多新颖见解,令人有豁然开朗、贯通一体的感觉。比如,作者将“谈话”与“现代生活”联系起来,认为:“人们今日在叹惜炉边或木桶上的谈话艺术已经失掉了,因为目前商业生活的速度太高了。我相信这种速度颇有关系,可是我同时也相信把家庭变成一个没有壁炉的公寓,便无异在开始破坏谈话的艺术,此外,汽车的影响更是把这种艺术破坏无遗。的确如此,现代文化在对时间和速度的过分强调中,人们不仅丧失了谈话艺术,而且失去了悠闲精神。人们丰富而充实的心灵被现代生活的高速度删略和掏空了。又如作者认为“谈话”与“有闲”、与“发达的文化”都联结在一起,“有闲的社会,才能产生谈话的艺术”,“有闲并不是罪恶,善用其闲,人类文化可发达”。[44]今天重温林语堂这一观点,仍能令人深思:现代文明倡导“竞争”与“速度”,人们谁还愿意“闲”下来,谁又能够“闲”下来呢?在匆匆忙忙和你追我赶的商业时代洪流中,人们如泥沙一样被卷裹着、推拥着,不停地向前奔去。不要说心清气闲、抱一守真、深思熟虑地对艺术进行精雕细刻,就是要停下来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了。“善用其闲”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中几乎成为“深化”和“奢望”。长期以来,我们的文化、文学往往对“闲”采取一种激烈的批判态度,将它与腐朽、没落、空虚与保守等联系在一起,也将它与文学、文化对立起来,林语堂在此提出异议,认为“善用其闲,人类文化可发达”,这是非常珍贵的意见。

    此外,林语堂圆熟的智慧还表现在叙事方式上。一是知识的丰富。这一点林语堂很像梁遇春,对古今中外的作家作品可谓烂熟于心,随手拈来,从容不迫,优裕自得。林语堂随笔给读者的感觉是:周围熟透的瓜果遍地,可以随手拾取,毫不费力,真是瓜熟蒂落!如《论幽默》牵扯到的中外文化幽默人物就可以列出一大串名单:老子、庄子、孔子、孟子、陶渊明、东方朔、枚盛、袁中郎、袁枚、吴承恩、老残、李汝珍、亚里斯多德、柏拉图、康德等等,只看这个与幽默相关的人物画廊即可对林语堂的博学略知一二。二是谈话风格。不过梁遇春的随笔絮谈中总少些气氛,“我”与读者又有些距离,比如对梁遇春的“人死观”读者理解起来就比较困难;而林语堂的随笔却不同,它是典型的絮语体,即与读者进行自由平等的对话。题目、取材、观点、谈话角度和方式都是作者熟悉的,尤其是叙述者“我”的态度不傲慢,不高人一等,完全将读者当朋友,心交心的相互交流,这种知己式的谈话方式可以收到深入浅出的艺术效果。

    尽管,林语堂一再强调提倡幽默文学纯属他“个人的”事业,但是在以“载道”为传统的中国,林语堂视之为“个人的”事业,却一直是在社会的、时代的大背景下受到关注,三十年代在上海,四十年代在大后方重庆,六、七十年代在台湾,都是如此,而反响最大的,当然是三十年代以鲁迅为首的“左翼作家”对幽默文学的发难。以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,当时左翼文坛的批判的确有正确性,但又是有点片面的,他们只片面强调了文学的教育,战斗功能,而忽视了审美行及娱乐功能。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幽默文字只是从社会、政治的外部规律来看,而忽视了文学艺术的内部规律。而林语堂就是从艺术的内部规律来认识幽默的性质、功能和技巧的。这两种在二、三十年代对立的幽默观,实质上是中国现代幽默的两个不同的体系。他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共存的,互补的,也只有这样,才能构成我国现代幽默文学的整体性,忽视任何一方都是片面的、不正确的。

   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(至我们曾经的美好记忆)

    时间:2015-05-15  热度:1237℃  分类:读书心得  标签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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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有 2 个评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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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李彬

      李老师研究深透,学习了。

    2. 回复

      受教了,李老师。